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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电影情节单调，为何人们却觉得灵魂触动很深？
可可西里这部电影虽然故事比较单调，但他却是真实故事改编的，这这部电影拍摄的形象比较真实，并且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生活的现实和残酷，所以人们的感觉灵魂触动很深。
《可可西里》这部电影相信每个人看了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电影我们看到了这个地区生活的人们生活困苦，他们都在无望的戈壁滩里沙漠里挣扎着，为了生存下去不惜选择偷猎这种方式，他们一辈子都深埋在这片土地上，在戈壁滩奋斗了一生。
当地的人们为了赚钱，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女，不得不去猎杀藏羚羊去卖羊皮赚钱，在那种地方根本没有出头的日子，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一些选择，这部电影特别纪实，同时将那你的生活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猎杀藏羚羊和生存是人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状态，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残酷。所以让人触动很深。
《可可西里》的人们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大城市，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城市里的乐趣，这部电影的描写就像《1942》那样，用纪实的手法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无助，但是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羚羊作为的保护动物，狩猎者和保护者的矛盾也是很深，但固有思想的已经根深蒂固到骨子里，有时候是很难以解决的。诺大的戈壁作为背景也体现了人们无无助的心情，让人感觉到无奈和心酸。
《可可西里》与《2012》：中西方不同的生态关怀与文化取向，你怎么看？
生态电影从20世纪70年代的科普电影或环保纪录片发展而来，经历了80、90年代的故事片、娱乐片、科幻片、漫画的隐身期，最终出现在21世纪，包括《后天》、《日本沉没》、《世界末日》、《澳大利亚的与时俱进》、《水啸雾都》、《别了亚特兰蒂斯》和《阿凡达》
与西方生态电影的汹涌浪潮相比，中国生态电影大多以非商业性的严肃形象出现。可可西里、嘎达梅林、卡拉是狗等电影的出现，以及《樱桃》、《花腰新娘》等大量原生态电影的出现，充分显示了生态电影在中国的强劲发展势头。
然而，在“生态电影”的俗名下，中西生态电影有着明显的巨大差异。抛开电脑特效、剪辑合成等技术问题不谈，仅从电影文本中的叙事视角和叙事伦理来看，两者各有特色，反映了电影背后中西生态观念和取向的差异。永别了亚特兰蒂斯，作为好莱坞生态电影中的“航母”，创造了迄今为止视觉上最震撼的灾难画面，是好莱坞生态灾难电影的典型代表。
可可西里作为中国最受认可的生态电影，应该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成功的生态灾难电影。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共存的空间危机中反思地球生态问题，代表了中国生态电影的叙事习惯和叙事伦理。
因此，以《可可西里与告别亚特兰蒂斯》为例进行比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
对于电影来说，面对拍摄对象，视角的选择体现了叙述者(编剧、摄影师、导演、编辑)的价值判断、情感取向和审美追求，在各种电影文本中会有不同的叙事视角选择。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文本中这些不同的叙事视角决定了观众不同的接受方式和审美效果。
例如，电影《莫比·迪克》和《大白鲨》虽然同时讲述了人类和超大型海洋动物之间的斗争故事，但由于视角完全不同，它们具有不同的审美和伦理效果。
前者因马利故事中叙述者的存在而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意义，后者虽然被誉为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生态电影，但由于单一使用外部聚焦视角而失去了更深层次的生态伦理思考，成为以恐怖和恐怖吸引观众的商业大片。
所以，所谓生态电影的关键不在于题材，而在于镜头背后的“内眼”以及这些内眼所选择的呈现方式，包含了电影文本中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的叙事视角。
尤其是生态灾难电影，除了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更重要的是因为叙述者在镜头前后充满了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关怀。
《2012》
《永别了，亚特兰蒂斯》电影文本中叙事视角的采用延续了好莱坞灾难片的一贯做法，选择平民、专家、政府等角度进行叙事，展现了对灾难事件的各种应对，从中隐喻性地表达了政治意识形态与平民价值取向的对立，专家和知识分子在政府与平民价值之间犹豫选择，最终专家和平民往往携手并进，人道主义获胜，从而推动了西方价值体系中永恒的基本理念——爱、友谊、勇气、斗争和奋斗。
就叙事技术而言，电影文本综合运用了零聚焦全知叙事、内聚焦人物叙事和外聚焦人物叙事等多种方式，聚焦大量外聚焦人物叙事，主要来自作家哈里森家族和科学家阿德里安。
灾难发生前，哈里森的家庭并不和睦，而是离异分居。随着灾难的临近和灾难中的煎熬，一家人终于渐渐互相理解，相爱了。
这种带有特定使命的角色视角选择在好莱坞灾难片中颇为典型，有很多作用:
编剧代表的平民身份符合绝大多数观众的身份和立场。他们在灾难中的行为和心理冒险无疑会影响观众的内心，加剧故事的惊险和节奏的压力，大大增强故事的感染力。
同时代表了家庭第一、爱情第一、生命第一等普世价值，得到观众普遍认可。他们在灾难中表现出来的普通人美好的人性，能够激发人们的内心，使灾难片在对世界末日的解读中不会摧毁人们的希望(因此，末日拯救和脱险是灾难片常用的“亮尾”)。
这种视角的选择无疑是非常平庸的。
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科学家阿德里安在政府工作人员与平民之间做出了选择，在与生命的至高无上之间徘徊，最终不会屈服于权力的压力而争取生命权，这也符合普通人在受众心理上的价值选择，而不是政治家的价值选择。
科学家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对虚构灾难的模拟，有利于故事内部叙事逻辑的推进。而且科学家视角所蕴含的价值观矛盾和聚焦对象的二重性，可以有效加剧电影中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说平民家庭主要从行动和情感层面推动故事的冲突，那么专家角色则从思想和价值层面提升故事的内部冲突。
在最终倒向平民英雄的专家的价值选择中，它隐喻了科技对人类爱的巨大力量的无能为力。
在对待科技的态度上，《别了亚特兰蒂斯》明显代表了好莱坞生态电影的悖论。
一方面，大量电影谴责科技受人类贪婪的驱使，这是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在自然的愤怒和人类的热爱面前，科技显得弱小，那些现代科技制造的人类文明的标记在自然生态的大破坏中崩塌。
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观众心理的现实需求，促进电影故事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手段让人类在灾难之后获得成功——毕竟《诺亚方舟》不是上帝创造的。
更何况《永别了亚特兰蒂斯》惊艳的艺术效果和强大的票房吸引力，大多归功于片中1400多个电脑特效镜头的精湛剪辑。
影片中大量的过肩镜头和全景镜头交叉使用，让观众和角色都有同感，呼吸困难。恐惧、恐慌、困惑、失落等。都接近极端。
极度的心理和感官体验，观众的整个身心都与角色的冒险旅程紧密相连，陷入声光视觉的铺天盖地的冲击中，从而达到对观众的高度控制，让观者的所有理智和思维都臣服，哪能不反思这场空前的生态灾难？
这种悖论无处不在，让人怀疑西方生态灾难电影的真谛——究竟是生态伦理至上，还是经济伦理至上，娱乐至死？
可以肯定的说，其本质是反生态主义者过度的遵循经济伦理的视听消费，在给观众以极度的之后，只留下了对末日图景的惊艳想象。美国人娱乐至死的精神冲淡了对生态问题的危机思考和灾难反思，就像电影中疯狂的灾难广播员一样。
如此平庸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态度，决定了这部电影无法为好莱坞生态电影做出新的贡献，也难怪它被欧美专业评论家认可为“喜剧”。
可可西里
德国著名导演、摄影师、“新德国电影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维姆·文德斯曾说过，相机的功能是双向的，既表现了主体，也表现了摄影师的视角。
他把“透视”看作是影像制作者对存在于他拍摄设备前的事物的道德感和尊重。
当可可西里的形象逐渐在我们眼前舒展开来，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和份量。
导演陆川一再强调，这部电影讲的是人的奋斗，讲的是人性，怕人们把它当成生态片。
幸运的是，导演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白并没有模糊电影的生态意义。对可可西里和这里的人们的真诚尊重，以及对这里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使得电影的叙事视角自然浸透着深厚的生态伦理意识，这种意识出现在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和叙事态度上，表现出与《别了亚特兰蒂斯》追求“票房第一”的好莱坞生态灾难片的不同。
可可西里的宁静和冷静与《永别了，亚特兰蒂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电影没有煽情的感官，也没有廉价煽情的所谓暖桥。只有单纯而真挚的情感，平静而理智的思想在里面静静地流淌。
影片类似纪录片风格，延续了80年代生态电影的朴素精神，以零聚焦全知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人、动物、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思想。总的来说，缓慢的叙事节奏使电影具有古典宁静之美。
同时，影片更注重外聚焦叙事的运用，以有半个藏族血统的北京记者的视角，刻画了可可西里生态系统中的复杂人物。
这位具有特殊身份的记者视角的设定对于电影文本的生态伦理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有一半藏族血统。当他们从北京来到可可西里时，他们似乎在精神血液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对这里的人、动物和山川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电影经常用他的眼睛展现这片土地令人敬畏的纯粹之美。
他和这里的中国和同胞也有着无形的特殊感情，更加体贴地关心和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所以，他眼中的可可西里，不仅仅是一个“奇观”，更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
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风俗人情，都是这个生态环境的自然部分。保卫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已经成为可可西里人的自然选择。因此，台日和他的山地巡逻队成员的非凡英雄行为既令人敬畏，又容易被普通人理解，他们的悲惨牺牲甚至可以更令人震惊。
有了这样的艺术处理，影片成功摆脱了中国主流电影所使用的英雄叙事公式。
同时，记者毕竟是局外人，在北京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法学和采访，这让他与可可西里持了一定的距离，能够更理性地审视这里的人类危机和生态灾难。
记者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和对叙述者角度的关注模拟了观众相对于可可西里的身份和角度。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不自觉地认同了记者的叙事视角并受其引导，在价值判断、伦理体验等诸多方面与记者叙述者保持着相同的状态。
这样，通过记者特殊的叙事视角，影片不仅成功地让观众从视觉层面触摸到了可可西里的生态灾难和由此引发的人类危机，而且将这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从情感到心理再到理性思考渗透到观众中，令人难忘，具有启发性。
可可西里显然抛弃了好莱坞生态灾难电影中常见的二元思维。而看似天人对立的故事，却蕴含着东方方式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不同于《永别了亚特兰蒂斯》在灾难中的自我救赎意识和人类对天的胜利，可可西里人在自然面前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虔诚和敬畏，在自然的强大力量面前生命是那么渺小，但同时这种看似渺小的生命又是那么顽强，不屈服于自然的严酷，无论是日本和泰国守护藏羚羊，还是偷猎者进行生态破坏。
与电影中蕴含的生态思维相一致，《别了亚特兰蒂斯》基本上使用了对比蒙太奇手法，无论是外聚焦叙事还是零聚焦全知叙事。人物惊恐的表情和行为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毁灭性场景交替出现，一方面增强了电影的惊险，另一方面也隐喻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在可可西里，几乎完全不需要比较蒙太奇，但是象征性的蒙太奇手法蕴含着强烈的生态伦理，比如流沙吞噬了巡山队员后的宁静山川画面，一大片藏羚羊皮在阳光下刺眼，偷猎者在暴风雪中萎缩等等。，默默地传达了可可西里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共同分担的深深的悲哀，以及这种悲哀中蕴含的坚韧。
这种艺术处理使得可可西里超越了一般的善恶美名，对人性和生态有着极大的关注。
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曾主张，人们不仅要把地球看作一个可用的东西，而且要把它看作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和爱护。
当人们为了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开垦土地、砍伐树木、捕猎动物时，也应该抱着尊重的态度，表现出尊重，谦虚谨慎。
像《永别了，亚特兰蒂斯》这样的好莱坞生态灾难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观众对生态危机和生态问题的关注，让人们警惕生态灾难。然而，人为创造的世界毁灭和拯救的画面本身缺乏对自然的敬畏，仍然延续着自然是人类创造的反生态宗教思想。
“可可西里”以简单的艺术追求和生态关怀叙事，实现了对消费主义的顽强抵抗，就像可可西里人以生命为代价，抵抗了欧美市场藏羚羊绒的变态消费，代表了东方生态理念的形象书写。
中西方生态电影形象背后的价值选择以及由此决定的叙事视角和叙事伦理的差异，提醒我们反思人类在利益生存和生态平衡之间做了哪些努力，如何达到真正的生态伦理关怀，以及这种真正的生态关怀如何以更加合理和适度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影视媒体和日常生活中，而不被娱乐消费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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