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相信很多人对性侵儿童犯罪中的五个问题和海归人大代表孙晓梅：为妇女儿童事业奔都不是特别了解，因此今天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性侵儿童犯罪中的五个问题和海归人大代表孙晓梅：为妇女儿童事业奔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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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儿童犯罪中的五个问题
性侵儿童犯罪中的五个问题
针对性侵儿童犯罪的相关问题，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女童保护负责人孙雪梅、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他们长期关注并从事儿童妇女权益保护工作。
吕孝权律师认为，对有监护、师生、管理等关系的，性同意年龄应提升至18周岁。
图为幼童性侵题材电影《嘉年华》剧照。
如何量刑
南方周末：王振华案为什么定性为猥亵儿童罪而非 罪?
吕孝权：在 罪的判定上，我国司法实践以插入作为认定标准，犯罪人性器官插入受害人体内被认定为犯罪既遂，但存在特例，即当受害人为 时，犯罪人性器官与 性器官表皮接触，即为犯罪既遂。
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是否有性器官接触是区分 罪与猥亵儿童罪的关键。在王振华案中，我目前对证据没有充分了解，但从结果来看，王振华没有通过性器官插入或者接触女童，所以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下，以猥亵儿童罪入罪。
但国际刑法和中国台湾地区刑法对 罪的认定更广泛。以中国台湾为例，其法律规定性器官插入或接触他人性器官、 或口腔是 罪，同时以性器官以外的其它身体部位或器物插入或接触他人性器官、 ，也是 罪。
南方周末：在性犯罪案件中，常常存在公众对案件判决结果的期待与实际判决不一致的情况，比如王振华案中，公众多认为量刑过低。您认为出现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孙晓梅：无论其辩护律师如何辩解，不可否认王振华的行为是性犯罪，公众认为量刑过低，主要因为公众特别愤恨他及他的行为。对于这种矛盾，可以引入专家证人解决。涉及性犯罪案件引入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专家证人可能对全世界性侵案例及儿童身心状况有更清楚的了解，同时他们的分析判断，也有利于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等的性别意识。现在有很多难以处理的案件，例如跨性别案件、妇女就业歧视案件，可以引入专家证人给出更专业的看法，同时也让公众直观感受到他们对证据的专业分析。
孙雪梅认为，受害人有罪论会加重受害儿童的羞耻感，不利于他们回归正常生活。图为幼童性侵题材电影《嘉年华》剧照。(资料图/图)
性同意年龄之争
南方周末：中国刑法规定性同意年龄为14周岁，你认为是否合适?
吕孝权：儿童权利在线公众号曾统计全球201个 和地区的性同意年龄，其中73%的 和地区性同意年龄高于14周岁，主要集中在14至18周岁之间，中国相较而言性同意年龄偏低。韩国和日本也较低，法律规定的性同意年龄是13周岁，但它们有其他法律作为辅助，例如韩国的特别法《儿童青少年性保 》，将性同意年龄提升至19岁。我个人建议，从儿童权益最大化、优先化、特殊化的原则出发，中国应该在立法上提高性同意年龄，在性侵儿童犯罪中，实行对被害人及潜在被害人最高限度的保护，对犯罪人及潜在犯罪人最低限度的容忍。
孙晓梅：我国将性同意年龄规定为14周岁，是有一定根据的满14周岁的儿童性器官已经发育成熟，而且具有性意识。但我们研究发现，儿童在14周岁时并不完全具有性感知，也不完全具有性方面的知识。例如，12周岁到15周岁年龄段的儿童，他们大脑前额叶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关于性的认识也不完全成熟。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从他们与父母、老师的关系，从他们活跃的思想以及波动的情感情绪也可以看出他们尚未成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提高性同意年龄有科学依据。
南方周末：你认为将性同意年龄提高至多少岁合理?
吕孝权：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的建议：将性同意年龄从14周岁提高至16周岁，但两种特殊情况例外：一是对有监护、师生、管理等关系的，性同意年龄应提升至18周岁;二是对男女年龄差不超过5岁的恋爱对象，性同意年龄仍保持14周岁。
第一种例外，双方存在监护、师生、管理等关系，我认为应将性同意年龄提高至18周岁，是基于一方如果滥用权威地位或职权便利，另一方在此情况下或许难以做出符合内心真实意愿的意思表达。
第二种例外，男女年龄差不超过5岁的恋爱对象，这在国际刑法里又称两小无猜条款或年龄相近豁免原则，此条款适用于年龄相近的双方确实存在恋爱关系，在未达到法定性同意年龄时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关于该条款，年龄差的规定不同 和地区的法律会有差异。例如美国得克萨斯州规定双方年龄差距不超过四岁，而加利福尼亚州则规定双方年龄差距不超过三岁。朱列玉提出将双方年龄差距设置在五岁以内，我基本认可，但这也需要大量田野调查或者数据论证。
孙晓梅：从我对废除嫖宿 罪的研究来看，我认为在义务 阶段，只要儿童在初中阶段及之前，还在读书上学时，就应该受到 的保护，因为这个阶段他们对于性的认识是朦胧的。我提出废除嫖宿 罪时，最大的压力是有个别观点认为儿童也有性权利。但我认为儿童有没有性权利取决于儿童能否为社会尽义务，有没有担当的责任。当他们还没有承担义务和责任之时，就应该是被保护的状态。初中毕业以后，部分孩子尤其是乡村的孩子可能开始工作，等到那个时候他们能够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可以拥有性同意的能力。我认为性同意年龄不应早于16周岁，16周岁以前他们对性的认识尚未成熟。
受害儿童的共同特征
南方周末：受害儿童有何共性?
吕孝权：在偏远山区发生的性侵儿童案件，犯罪人会挑选被害人。如果被害人性格强势，会当场反抗甚至告诉父母。因此犯罪人会选择性格相对柔弱的儿童，还有就是留守儿童。在农村性侵案件中，很多受害人都是留守儿童，我们目前办理的案件中，15个受害儿童中有13个是留守儿童。
南方周末：存在特殊关系的性犯罪中，比如师生、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等，处于这种关系下的被害人为什么往往无法反抗性侵犯?
孙晓梅：儿童对这些有亲密关系的人是放松的，而且亲密的人向他们表示爱，他们也会接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没有反抗，直到性侵伤害很严重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心理上的恐惧。同时父母、爷爷奶奶等家长对孩子的看护不够，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家长本身对熟人也容易放松警惕。最主要的是，当下性 不足，儿童在遭受性侵犯时，往往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家庭中的性 不足，父母的无知也造成了孩子的无知。
孙雪梅：儿童性犯罪案件中，熟人性侵比例很高。这些有特殊职责的施害人，一方面接触儿童的机会较多，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凭借自己的身份与权势能够控制孩子，让他们在遭遇性侵害后不敢声张，事实也确实如此，以至于很多儿童长期遭受性侵害。从儿童角度来看，一方面，他们对这些特殊职责的人，可能有物质依赖或心理信任，迫于对方的地位优势，不敢反抗;另一方面，因为分辨和防范意识弱，孩子也可能受物质诱惑，或误以为对方是关爱;第三，侵害发生后，孩子担心说出来被骂，家长知道后一味地担心家丑外扬，导致很多性侵事件没有走进法律程序。所以，我们提倡家长要改变观念，不要谈性色变，家庭和学校要对孩子进行防性侵安全 。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大众更平等地看待曾经的经历者或者受害者，我们的舆论对受害者有恶意，这样的环境会给受害者带来再度伤害。
被忽视的受害群体
南方周末：在性别暴力案件中，性别歧视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吗?
吕孝权：刑法修正案(九)将强制猥亵妇女改为强制猥亵他人，这是进步。但 罪没有任何变更，依然是违背妇女意志，只是具体行为手段表现不一样而已。现行刑法依然把男性包括男同性恋群体以及跨性别群体排除在 罪的保护对象之外，这在立法上构成了对这些群体的歧视。
孙晓梅：实施性别暴力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将对方看成弱者，用他的强权施行暴力，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性别歧视。在王振华案件中，其实也体现了他对女性的不尊重，因为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女性就是玩物。那么如何改变性别歧视?还是需要宣传性别平等，尊重女性，目前做的远远不够。
南方周末：为什么对性侵男童案件的关注和保护比较少?
孙晓梅：一方面，在儿童性侵案件中，性侵女童案件的比例还是高于性侵男童案件的。另一方面，目前对女童的保护和关爱尚且不足，又怎么能认识到比例更低的性侵男童案件?而且在性侵男童案件中，男童往往表现较坚强，忍受力比女童要强，所以可能很多案件根本没有暴露出来。
孙雪梅：我认为有 的原因。很多人认为男童就不会受到伤害，甚至有家长还秉持生儿子怕变坏，生女儿怕受害的观念，这需要改变。对男童的性 与保护同样要重视，同时也要 男孩子不伤害他人。另外，在很多人的性别观念里，男孩子要有阳刚之气，那么遭遇性侵是不是你就不阳刚了?这更会导致他们在遭遇性侵之后不敢表达。
拿什么保护受害儿童
南方周末：为了让受害人获得更好的保护，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社会支持?
吕孝权：不仅仅是性侵案件，所有性别暴力案，如家庭暴力、性骚扰、强迫卖淫等等，在整个社会缺乏资源的系统支持的情况下，这些被害人一旦遭受伤害，他们的任何选择我们都应该表示理解和尊重。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性别歧视观念，在任何案件中，不应当出现归责受害人的声音;另一方面，立法司法执法要跟上，真正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保护当事人隐私，不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例如儿童性侵案件一旦进入报警程序以后，为受害人及其监护人安排法律援助律师、心理辅导专家等，陪伴他们全程参与案件。
孙晓梅：我认为最需要完善的是性 ，不仅仅是对儿童进行性 ，而且要全民进行性 。之前刘文利教授编写的性 读本受到争议，说明我们的环境对性 还没有脱敏。我认为性 不仅要在学校进行，而且要在家庭和社区进行。
南方周末：性侵发生后，应如何关注被侵害儿童的心理及成长?
孙晓梅：性侵害发生之后，他们的心中都会留下阴影。我们了解到很多案子，儿童最后都是换一个环境生活，离开原来的环境。对于受害儿童的心理成长，父母应该多加关注和关怀，不要责备他们。另外，媒体在报道事件的时候不要暴露受害儿童的身份、姓名、住址等信息。最重要的是，需要心理专家的介入，这也是目前所欠缺的，虽然有一些志愿者，但他们还缺乏心理咨询的专业能力。儿童遭遇性侵以后，他们需要的心理安抚是很长的一个过程，有时候一辈子都会想到受过的伤害。我们和一些成年人交流，谈及过去的痛苦，他们都很气愤悲伤，但目前儿童遭受伤害后，似乎没有部门安排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来做这件事，心理咨询是漫长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目前案件发生以后，大众似乎都是对犯罪人群起而攻之，但没有考虑真正能为儿童做什么，这需要我们思考。
孙雪梅：孩子遭遇性侵后，往往会出现类似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方为什么选中你而不是别人等言论。明明是施害人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受害人有罪论却大行其道，这会加重受害孩子的羞耻感，不利于孩子回归正常生活。如果孩子遭遇性侵，首先要告诉孩子，遭遇性侵不是你的错，而是坏人的错，你还和以前一样。这点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记者曹颖
海归人大代表孙晓梅：为妇女儿童事业奔走
[liuxue86.com]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海外 ：《海归人大代表孙晓梅：为妇女儿童事业奔走》06月0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她专注于女子高等 事业，活跃在大学 的一线课堂中；她致力于妇女研究，科研成果颇丰；她始终铭记自己肩负为困难群体呐喊的责任，走访调研，向上级建言献策，她就是孙晓梅——身兼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中华女子学院二级教授，日本九州女子大学客座教授等众多头衔……
她也是一名普通的妻子、母亲，为分居中日两地的亲人乃至两国 交流搭建平台，在归来与出去的20多年里矛盾着，坚定着。矛盾是为了小家的稳定，坚定是为了大家的进步发展。
为妇幼事业奔走献策
孙晓梅每年在人大会上的议案均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譬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废除嫖宿 罪，还有得到国外诸多专家推崇的在中小学增设家庭学科的建议。最近，她又为了贫困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入云南等地，广泛收集信息，用无可争辩的报告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作为一名低调的学者和高层次妇女参政代表，鲜为人知的是她特殊的家庭。本该与在日本工作学习的丈夫和儿子享受温馨、无忧的生活，而她毅然决定回国，将自己在妇女事业方面的学术优势与社会发展相契合，认真而又积极地履行自己的参政责任。在她的呼吁和争取下，国内开始增设女性学本科教学，为培养女性人才开辟了道路；同时，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努力汲取国外理念
虽然不同于普通妇女过着稳定的相夫教子生活，但孙晓梅尽力兼顾家庭和事业多重角色。从北京到福冈，这段路程不仅连接着她的家庭，也将大洋彼岸的日本乃至欧美 与中国特色紧密联系。在问及她如何看待自己的海归身份时，孙晓梅笑了，“我觉得海归并不是单纯归来，归国后也可以继续出去学习新的东西。”
她在日本九州女子大学任职客座教授已10年有余，宣讲中国优秀的传统 ，这是一个走出去的过程；通过适应国外的教学模式学习语言和 ，并了解国外最新的研究动向，有择取的“拿来主义”，这是一个不断引进的过程。她把自己能调动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
把家庭学科引入国内
今年孙晓梅的“在中小学增设家庭学科”的建议非常火热，甚至激发了许多国外专家的浓厚兴趣。对于这种新事物的出现和生命力，她解释说：“家庭学科在国外由来已久，在日本，家庭学科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必修课，由于日本将这种 模式经营得好，所以国民在应对突发状况时冷静、有序。”紧接着，她以儿子在国外学习的情况为例介绍说：“我们 有男女平等的国策和宣传，但是在生活中有诸多性别不公正现象。在日本，他们做得更多的是通过家庭 这门学科，要求学生全面学习关乎性别的各类知识，培养他们了解和尊重他人的潜意识和行动。这样很多理论也不至于显得空泛。”
尽管她的建议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长久规划，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她依旧愿意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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