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中四谏戊午三子的典故_手执牛耳舍我其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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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中四谏,：沈束，字宗安，号梅冈，明会稽人。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除徽州推官，擢礼部给事中。时严嵩擅政，大同总兵周尚文卒，请恤典，嵩格不予。束疏论之，触嵩怒，遭廷杖，下诏狱，长系之。衣食屡绝，读《周易》不辍。后，沈炼、赵锦、徐学诗先后上疏劾严嵩，时称“越中四谏”。

译文：

沈束，名宗安，号号梅冈，是明会稽的人，因斥严嵩事被贬，其后被困诏狱前后达十八年，所幸的是后来嘉靖放其还家，得以终老。被困之时，他的妻子张氏上书言：“臣夫家有老亲，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寻，朝不计夕。往臣因束无子，为置妾潘氏。比至京师，束已系狱，潘矢志不他适。乃相与寄居旅舍，纺织以供夫衣食。

岁月积深，凄楚万状。欲归奉舅，则夫之饘粥无资。欲留养夫，则舅又旦暮待尽。辗转思维，进退无策。臣愿代夫系狱，令夫得送父终年，仍还赴系，实陛下莫大之德也。”但嘉靖帝还是没有允准，致其父病死，而沈家也无后嗣。

戊午三子刑部主事吴时来、张翀、董传策三位。三人几乎同时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弹劾严嵩，这年是戊午年，所以三人史称“戊午三子”。详见《大明名相徐阶传》

赵锦，余姚人，字符朴，号麟阳，是王阳明的。

也因上疏弹劾严嵩被下狱，后又废为平民。隆庆朝再出来做官，得以终老。《明史》谓其“始终厉清操，笃信王守仁学，而教人则以躬行为本。守仁从祀孔庙，锦有力焉。始忤严嵩，得重祸。及之官贵州，道嵩里，见嵩葬路旁，恻然悯之，属有司护视。后忤居正罢官，居正被籍，复为营救。人以是称锦长者。”

徐学诗，字以言，别号龙川，上虞下管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郎中。当时北边俺答进犯，诏询制敌之策，学诗愤然道：“大奸秉国，乱之本也！”终得罪下狱。一直到隆庆初，再起南京通政参议，死于赴任途中。

先有沈束任礼科给事中时，大同总兵官周尚文去世，沈束请求给予“恤典”（即朝廷对去世官吏给予追封、赠谥等典例），严嵩却执意阻挠。于是沈束向皇帝上书，直斥严嵩身为“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悻蒙，忠勤反捐弃，何以鼓士气，激军心？”由此得罪严党。

“其后余姚赵公锦以御史、上虞徐公学诗以刑部主事、会稽沈公炼以锦衣经历先后上书论严氏，卒被逮，谴谪以去，时号越中四谏，而严氏恨越人特甚。”（明焦竑《国朝献征录》）

扩展资料：

严嵩及其党羽，是紧紧依附着嘉靖的存在。就如同赵贞吉所言，他们凭借逢迎圣意以及事事攀扯嘉靖而二十年不倒，但是这种“天下无敌”放在长远看就是“饮鸩止渴”，其利用嘉靖的结果是也被嘉靖深深利用，他们必须无条件的逢迎圣意，等到整个大明王朝无力继续逢迎圣意的时候，他们又会被嘉靖拿出来做替罪的羔羊。

即使不出现这种情况，以严嵩及其党羽与嘉靖本身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整个朝廷的压迫搜刮，都使得嘉靖的接班人裕王绝对不会容纳他们，更不用说已经八十高龄的严嵩一旦某天大限将至，以剧中严世蕃和他的党羽的政治手腕，是绝对不可能依旧存在下去的。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严党的政治生命都是非常有限的，是早晚难逃一劫的，拖得越晚，积怨越大，报应越惨。

然而清流集团却是必将上台的。因为就好比嘉靖不会亲自出手一样，裕王若要清算严党，也必定是手下的大臣去做。而与严党势不两立的清流集团，在那时就必将成为执牛耳者，无论是谁最后得到了首辅之位笑傲群雄，都一定是出身清流的人，而且必须是一直坚守清流底线的人。

“越中四谏”都因弹劾严党得罪，也由此成为后来海瑞、张居正等推翻严党的利剑。若无此“四谏”，明朝的贤臣录当黯然失色。而“四谏”皆出绍兴，也当是受历代绍兴本土之风俗教化影响。名士之乡，由来久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大明名相徐阶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朝献征录

执牛耳者，泛指在某方面居于地位之人。很多人不明白，以为是“第一”，“冠军”的意思。
所以就有了后一句，舍我其谁，意思是除了我还有谁呢？

“执牛耳”原本是一种仪式，后来泛指在某方面居于地位之人，也用当作"第一"的代名词。“者”一般是句末助词，用于代词时可以指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