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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胡适 《我的母亲》原文~
胡适——《我的母亲》【写作背景】：
本文写于1930年，是作者中年时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段回忆。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是旧社会传统的“母亲形象”。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之后，于46岁死去。而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许多亲人相继死去。为了她唯一的儿子胡适，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她忍受一切，挣扎着熬过了23年。她宁可自己遭受困窘，也要供胡适读书，她处处为儿子着想，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了人世。胡适自幼失去了父亲，母亲用那瘦弱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家。在家里，母亲一人担当起了慈母和严父两个角色——既要把母爱倾注给孩子，让他们感受家的温馨，又要严格管束孩子，让他们学会怎样去做人。这一切在胡适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最初、最深的回忆。
【原文】：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侯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聘书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爱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息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侯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样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庆去睡。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我母样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侯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杂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二、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扑克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赏析】：
文章在平淡的语言下，多了一份感情。这份宽容、持久的母子之爱，通过淡似白描的勾勒，显示出感人至深的效果。本文之所以能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不是凭借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丽的文字，而是凭着它的平实。
平实的语言，朴素明净，把母亲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催我去上早学”。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女性的地位极低。更何况胡适之母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的主妇，她身为寡妇又兼后母后婆，除了巴望亲生儿子“踏上”他“老子”的脚步外，还企盼什么?所以“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对于非己所生的儿子、女儿，母亲则“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母亲忍辱负重的痛苦形象，只通过这平淡的叙述，便跃然纸上，并在读者心中碰出同情的音响。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对母之爱倒显得深沉而质朴。
其实，平实的风格来源于作者的真情实感。因此任何虚情假义、矫揉造作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通读全篇，我们能够感到胡适对母亲的深深爱意。胡适作为书香门第的后代，在幼年时期接受的便是论述传统儒家忠孝仁爱的伦理教育，以后又从朱子《小学》中，学会了“勤谨合缓”，因而对于母亲的不易，便理解得更深、更切，所以说除了家乡“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当然，对于自己的母亲，也就爱得更深。“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爱母之情，敬母之意，透过字里行间，强烈涌现出来。感情之真、之纯，动人心弦。
【作者简介】：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是中国现代史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1939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我的母亲 胡适这篇文的原文
创作背景：
该文写于1930年，是作者中年时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段回忆。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是旧社会传统的“母亲形象”。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之后，于46岁死去。冯顺弟宁可自己遭受困窘，也要供胡适读书，处处为儿子着想，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母亲。
1918年11月，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了人世。胡适自幼失去了父亲，母亲用那瘦弱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家。在家里，母亲一人担当起了慈母和严父两个角色——既要把母爱倾注给孩子，让他们感受家的温馨，又要严格管束孩子，让他们学会怎样去做人。这一切在胡适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最初、最深的回忆。
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胡适的作品。《我的母亲》是一篇自传体散文，作者通过具体的事例，回忆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育、关心以及与家人和睦相处的过程，展示了母亲对自己的爱和母亲善良、宽容、有刚气的性格特征，表达了作者对母亲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该文没有花哨的文字，没有华丽的比喻，语言简洁流畅，举重若轻，显示了白话文的美感与魅力。
胡适的母亲对胡适的教育严而有宽，宽容不纵容。这种方法既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又让胡适有了是非意识，学会担当。有了过失就必须自己承担后果。
胡适的母亲没有直接灌输给胡适多少知识，但她重德垂范，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始终勉励儿子一心向学，鞭策儿子学有所成。该篇文章经改动后收进中国中学语文课文。
胡适的母亲管教他很严，但“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胡适一句或打胡适一下，保护着孩子的自尊心。这既难能可贵又很重要，母亲对胡适的这种人格尊严的维护，让他能在人生路上抬起头来走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母亲绝不放过胡适的任何一点错误，当胡适说了轻薄的话，到晚上人静后，胡适的母亲罚他跪下，重重地责罚一顿。
“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这样点点滴滴做人处事的淬炼无疑会对孩子行为习惯、言行举止的养成形成很好的自律。母亲在大家庭中与家人相处有宽容、隐忍、温和、仁慈的一面，也有刚性、倔强、原则问题决不退让的一面。
有碍人格尊严的事，母亲是绝不宽容的。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母亲以身示范对胡适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教育和影响，让胡适懂得了自己什么事该做能做，什么事不该做也不能做。
孩子从父母的一言一行里，构建着一个成长的模型，这样的“身教”比任何高标的说教影响力都大。胡适就在母亲提醒、督促、呵护、责罚中一点点地明白做事的准则、做人的道理，他在母亲为人处世、身体力行的经营中修养着自己的性情。
有人说母亲是一所学校，母亲用那纯正的心灵和端正的身教，传授和示范着做人的道理，滋润了孩子的心灵，影响了孩子的德行，惠及了孩子的人生。
在这篇文章中有写作秘诀，再进一步探索会发现，在写母亲对胡适的影响时作者是通过具体可感的事或情景来表达的，这就是细节。
胡适把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浸透于朴实的细节中，如：“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如果换个思维想想，作者不是如此详细的叙事，而是每件事都很简略地提到，对每件事所用笔墨都平分秋色，而不用具体的事情或细节来加以描述，其表达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人与人不同，当然所处的事也会不同，而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自己写作的源泉，一篇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的素材来源于自己的生活，感情是编造不出来的。惟有熟悉才能写得真切感人，惟有熟悉才能对其产生深刻的领悟，发掘其价值意义。
人物背景：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
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
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
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
原文：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儿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志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们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万分之一二。家中经济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 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作好作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打相骂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作没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人道是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刚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我母亲慢慢止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净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
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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